里德说:“当然，辩论双方的政治领袖都是众所周知的，喜欢首相的偏见很可能在一开始就对支持独立的阵营有利。”
“然而，对他分心和能力的批评似乎反而对他造成了伤害。在选民眼中，艾博年现在是一个相当中立的人物。”
在这场辩论中，一些持反对意见的政客被视为最不受欢迎的，选民对单一国家党(One Nation)领导人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的净负面评价为21%，对维多利亚州独立参议员利迪亚•索普(Lidia Thorpe)的净负面评价为23%。
约克角土著领袖诺埃尔·皮尔森是起草《发自内心的乌鲁鲁声明》(Uluru Statement from the Heart)的核心人物，《声音》提案由此产生。他的正面评价为11%，负面评价为13%。
“乌鲁鲁对话”的领导人梅根·戴维斯是另一位主要的修宪倡导者，她的正面支持率为5%，负面支持率为7%。
Yes23的竞选发言人迪安•帕金(Dean Parkin)的正面支持率为5%，负面支持率为5%，但四分之三的受访者不知道他。
Yes23的另一位重要发言人托马斯•梅奥(Thomas Mayo)的正面支持率为5%，负面支持率为10%，69%的选民不熟悉他。梅奥在社交媒体上成为反对阵营的目标，因为他过去曾对“付房租”的概念发表过评论，这些评论后来成为反对英国之声的恐吓运动的一部分。
里德说:“我们测试的大多数支持或反对阵营的人物对澳大利亚人来说都是新面孔，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认可和看法是在竞选过程中产生的。”
“许多澳大利亚人不认识我们给他们的名字，更多的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中立的，这反映了我们在这场辩论中普遍不参与。
“我们测试的所有支持独立的人——尤其是帕金、戴维斯、梅奥，甚至皮尔森——都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因此被评为中立。”相比之下，大多数人都知道普莱斯，她和蒙丁都有积极的评价。
“显然，人数较少的反对人士使用更严格的信息集，取得了更大的突破。”
根据Resolve Political Monitor上周一公布的数据，工党在初选中的得票率从9月份的36%上升至10月份的37%，而联盟党则从34%跌至31%。
当被要求提名他们最喜欢的总理时，47%的人选择艾博年，只有25%的人选择达顿，而一个月前的差距为43%比28%。
“解决政治监测”对4728名合格选民进行了调查，这是标准月度调查的三倍，结果发现56%的选民反对“声音”，44%的选民支持“声音”。调查结果的误差幅度为1.4个百分点。
在9月22日至10月4日的投票期间，有关竞选领导人的问题向3116名选民提问，而有关艾博年和达顿的问题则向4728名全体选民提问。
里德说，选举结果显示，达顿和联盟党今年有所复苏。
他说:“自从达顿在阿斯顿补选后宣布自由党反对声音党以来，他的支持率有所提高，尽管他在首选总理人选中仍落后于艾博年。”
“从逻辑上讲，这是关于他代表现在占多数的人的观点，这种一致使他和自由党的财富靠自己的力量上升。”
调查结果还突显了社交媒体在澳大利亚选举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15%的受访者将Facebook、TikTok、Instagram和X(以前的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列为公投信息的来源。
27%的选民认为，最大的信息来源是免费电视，13%的选民认为是报纸和网络。
另有10%的人提名广播，只有5%的人提名天空新闻(Sky News)等付费电视。
尽管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很重要，但22%的选民称朋友和家人是“英国之声”的信息来源，而20%的选民表示，他们利用了“反对”和“支持”阵营的广告，以及传单或与志愿者联系。
这个问题询问选民，哪些信息来源最有助于他们对美国之声做出决定。他们可以在三个选项中打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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