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时，11岁的柏林犹太女孩玛丽·贾罗维茨(Marie Jalowicz)从未向人讲述她在大屠杀中幸存的经历。战后，她进入大学，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成为柏林洪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事业蒸蒸日上。五十年来，她几乎没有向家人透露过任何细节。
在她70多岁时，有一天，她的儿子赫尔曼突然在餐桌上放下录音机，玛丽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她按时间顺序回忆起自己作为一个十几岁女孩在西门子公司当苦力的经历，为了躲避盖世太保的追捕，她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庇护，忍受着寒冷和饥饿。最终，她在可怕的第三帝国中心柏林的心脏地带秘密生存，直到1945年盟军击败纳粹德国。
“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她是个难以对付的女人，总是说‘是’或‘不是’，中间没有任何其他反应。我告诉她，我一直想讲述她的故事。她问我：‘我从哪里开始？’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她照做了，”她的儿子赫尔曼·西蒙(Hermann Simon)回忆道，他现在74岁，是一名历史学家。这些录音从1997年12月26日开始，共制作了77盘磁带（900页转录页），贾罗维茨将其视为一次全面的大师班，录制了好几个小时。“每盘录音持续60到90分钟，有开始也有结束。你一生中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西蒙在普伦茨劳贝格区的一家咖啡店里说，心怀敬畏，离柏林的新犹太教堂很近。
最后一盘录音带是在1998年贾罗维茨去世前几天在医院录制的。这给了她时间记录1941年一个19岁女孩如何决心活下来，并试图躲避纳粹的恐怖。西蒙花了15年时间研究这些录音内容，核实了姓名、日期、地点和事实。他对母亲描述的准确性感到震惊，她是如何凭借记忆保留所有信息几十年的。
2014年，贾罗维茨的故事首次在德国曝光，评论家和读者都为之震惊。虽然许多幸存者的故事已经出版，但没有一个像她的故事那样引人注目。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孩躲藏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才在柏林被发现，这些故事无法与之相比。她的叙述风格冷静而原始，拒绝成为风格化的叙述，而是纯粹的纪实风格，最重要的是，正如西蒙所强调的，“如此诚实”。
在作者艾琳·斯特拉特沃斯(Irene Stratenwerth)的帮助下，贾罗维茨的录音经过了缩短和编辑，没有遗漏任何细节，甚至连最私密的部分也没有。“我们不想遗漏任何东西，”这位历史学家证实道。她的回忆录名为《柏林的地下》。
贾罗维茨的故事主要是一个生存的故事。她出身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15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17岁时被西门子工厂招募为强制劳工。在那里，她与其他工人和主管一起参与了小规模的生产破坏活动，并首次描述了有多少德国人反对纳粹。在这个故事中，没有绝对的好人或坏人，只有根据环境表现得好或坏的不同模棱两可的人。她讲述了德国工头马克斯·舒尔茨(Max Schulz)对他们说的话：“我的教区牧师说，纳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罪犯。”
1941年，由于反犹主义的限制，玛丽的父亲去世，她决定离开工厂。她请求老板解雇她。她知道，或者说感觉到，对犹太人的迫害只会变得更糟。“你为什么要离开这里？”有人问她。“我想救我自己，”贾罗维茨回答。“你一个人打算干什么？”独自一人在冰封的荒原上。“我更喜欢冰冷的荒原，我更喜欢一个人呆着，因为我能看到这一切的结局。”他们会把我们驱逐出境，那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1933年，柏林有超过16万犹太人；根据西蒙与人合编的《柏林的犹太人》一书，到战争结束时，只剩下5100人。
1942年6月，玛丽的苦难达到了极点，她从一对即将逮捕她的盖世太保夫妇手中逃脱，躲藏起来。她摘掉了黄色的星星，融入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始终害怕被发现。在躲避纳粹当局的三年里，她几乎搬了20次家。共产党人、工会成员、政权的反对者，甚至狂热的纳粹分子都曾收留或帮助过她。有些人知道她是谁，有些人则有所怀疑。那些自称能从远处认出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也被她欺骗了。
通过这些经历，贾罗维茨的反思描绘了纳粹统治下柏林多元化社会的生动画面。她身边不仅有商人、医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工人、家仆、移民和社会弃儿。与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等其他秘密人物不同，年轻的贾罗维茨经常在这座城市里四处走动。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步行，在配给排队等候庇护她的人。
有一次，在等待一个新的地方睡觉时，她被迫在柏林闲逛了一整夜。当她的生理需求需要时，她描述了自己是如何溜进城市东南部的一座小资产阶级建筑的。“当我发现一块牌子上有一个我不喜欢的名字，听起来像纳粹的时候，我蹲下来做我的事。当那些人早上在门垫上发现这个小礼物时，他们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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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记忆唤起了纯粹的原始时刻，比如当她被迫牺牲自己的身体来保护自己时。她的叙述就像一个人在描述她早上吃了什么一样。她同样没有回避《柏林的女人》(A Woman in Berlin)中描述的普遍强奸，这篇令人不寒而栗的匿名文章讲述了二战结束时进入柏林的苏联军队如何让女性成为受害者。“当然，这种事也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晚上，一个名叫伊万·德多博雷斯(Ivan Dedoborez)的矮胖、友好的家伙来拜访我。我不怎么喜欢他。然后他用铅笔写了一张纸条，贴在我的门上：那边是他的女朋友，我应该一个人待着。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打扰过我。”
她的决心和毅力使她得以生存，但正如她在1993年的一次演讲中回忆的那样，她总是强调纯粹运气的重要性。“每一个躲藏起来的人的生存都是建立在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之上的，这些事件可以被称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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